顾颉刚曾说：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

可见，本体论之探讨乃基于以本贯末理念所进行的培本固元式的工作。（费尔巴哈，上卷，第115页）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精神和物质有着上述地位上的根本区别，但它们都是源于对事实之超越探究所形成的本体。

进而，为了避免人们对本心的误解，从而滑落为妄执之心。概括地看，传统西方哲学之所重者在客体形态，传统中国哲学之所重者在主体形态，而就未来整个哲学的发展来看，作为客体和主体之结合与超越的道体乃可能是一种代表哲学发展方向的本体形态。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三个方面的追寻促生了三种智慧：第一个方面的追求促生了宗教。第二个方面的追求促生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二，此存有亦不同于王阳明和牟宗三的良知之中国哲学的价值本体。

所谓反思，是指对思考本身进行再思考，即对理性本身进行再思考。例如，王阳明遥承孟子的心性之学，在对佛、道进行汲取的基础上，建构起良知本体论。他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中国分庭抗礼，也许出乎周德既衰，戎狄必昌、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国语·郑语》）的念想和野心。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22因此，文化认同尤其具有深意。这说明，礼及其背后的精神因素——德，作为政治社会秩序和文化体系的内外两方面，在春秋时期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考验。29 李约瑟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它从科学技术的层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曲折命运：近代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甚至支配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的近代挫折又与近代科学没有自发地产生于前近代的中国不无关系。

15语见《诗经》、《尚书》、《左传》以及《秦公簋》、《齐侯鏄钟》等，释文参考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页。华夏文化不止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18李亚农也认为：春秋以前夏商周三代的民族，早被熔合在‘华的概念之内，自不必说。12沈长云：《上古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4页。孟子说，虽然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却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孟子·离娄下》）。古代中国文明领先世界长达两千余年，又在经历了近代约两百年的曲折屈辱的血泪史之后，呈现出不可阻遏的民族崛起、文化复兴之必然趋势与光明前景。

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李祥俊：《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与现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上述说法当然可以移植到我们关于文化讨论的语境中。最终的结果是，楚国进行了中国化和华夏化，由夷狄进于中国。从比较的眼光看，罗马帝国缺乏某种内在精神作为文化认同的基础，从而凝聚整个社会，并在（政治）危机时重建政治、社会秩序。

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德的精神气质出现于殷周之际并且成熟于春秋时期，它的发展经历了两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

但是，这个规律是从欧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提炼出来的思想逻辑，说到底它不过是野蛮时代的强盗逻辑、丛林法则的蛮性遗留，它不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必由辙迹。研究方向：早期思想史、道家哲学、道教心性学。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空间里有许多称作邦、方、国的政治组织，它们大多数可以称为氏族血缘团体    12。23据说，西周时期的楚器（例如《楚公逆鎛》）和徐器（例如《王孙遗者钟》），从形制的铭文内容上说，近于周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曰：弃同即异，是谓离德。（《史记·五帝本纪》）这就是说，黄帝传说丰富而且流传甚广，但却未必就是信史，不过是传说而已。我们或许应该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回顾与瞻望的恍然交错之间，把握旧邦新命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深刻命题。

然而，在我们看来，历史记忆无论如何重要，却也不能够脱离实际的历史过程本身，不能无视它的客观建构而归之于主观建构。21从某种意义上说，德的精神气质亦即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若干思想史的片段，我们来进一步透视德政之于古代社会的意义。实际上，那种自觉而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甚至比近代以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观念以及诸意识形态更强韧、深刻、有力。

《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当时天下万国的情形，即便是周初，至少还有八百诸侯。传世文献中都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如《诗·长发》、《书·禹贡》，郑玄解释说：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

27参见茅海建著作《近代的尺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和《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诸书的论述。（《春秋繁露·竹林》）韩愈也说：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9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概念，自古而然。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可以说从一个基础的层面表明了上述近代尺度。

22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74页。然而，我们确信，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必要而且必须跨越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路径，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当然，它同时一定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复兴之路。

这里面何曾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认同感总是能够在民族危亡之际激起救亡图存、抗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作为民族认同的德的精神气质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皆自称炎黄子孙，黄帝还被尊祀为人文初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回顾近四百年左右的世界近代史，国强必霸似乎成了一个规律。20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22页。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第44～47页。可见，德的话语也用以表述民族凝聚与整合。（《国语·晋语四》） 这里记叙的是黄帝的传说。顾颉刚认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层累造成的，而战国、秦、汉四百余年中，为了阶级的破坏，种族的混合，地域的扩张，大一统制度的规划，阴阳五行原理的信仰，以及对于这大时代的扰乱的厌倦，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就生出了许多为证实这些学说而杜造的史事。

周初创设的礼乐制度就包含了这种政治理念，其根本特点就是大幅度节制野蛮杀戮和暴力征伐，以某种柔性方式处理政治问题，从而使政治原则更趋合理，显示出古代中国的政治理念早已摆脱了丛林法则的支配，这一点似乎可以从德这个语词所固有的（施）恩、惠（及）等语义中看出端倪。实际上，东亚国家（例如日本与朝鲜）自进入近代门槛以来，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或中华渐行渐远，中国位于天下之中的华夏世界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维系古代中国文化，唤起中国意识，依据的是道德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而不是国家机器的强制或者武力的胁迫。……中国文化早期价值理性的建立，首先是通过三代政治对政治道德的强调而开始实现的，是这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方式在政治文化领域里滋养起一种精神气质（Ethos），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总之，作为文化精神和政治理念的基础，德、礼的体系还起到了促进政治空间拓展和民族血缘融合的历史作用，从思想史视野看，这一历史过程亦延续了德的生命力，拓展了它的精神空间，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规模，以及中国的政治版图和人文地理空间。《论语·颜渊》记载子夏语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